1949年末，新政权刚刚成立，老舍便毅然离开美国，回到了北京。一切都处在百废待兴的状态，令他兴奋不已，立即拿起手中的笔写他的所见所闻所感。

1951年国庆，他写了《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》，发表在10月1日出版的《人民文学》第四卷第六期上。他兴奋地写道：“纵使我有司马迁和班固的文才与知识，我也说不全，说不好过去一年间的新人新事”，“每一天，每一小时，都有使我兴奋与欢呼的事情发生，我说哪一件好呢？”想来想去，他选择了在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的大会：

那天，主持者在台上宣布了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。与此呼应，台下的群众一组跟着一组，前后左右，高呼“打倒恶霸”与“拥护人民政府”的口号，“全体齐喊，声音像一片海潮。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，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”。“恶霸们到了台上。台下多少拳头，多少手指，都伸出去，像多少把刺刀，对着仇敌。恶霸们，满脸横肉的恶霸们，不敢抬起头来。他们跪下了”。“老的少的男的女的，一一上台去控诉。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，台下许多人喊‘打’。我，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，也不知不觉地喊出来：打！为什么不打呢？警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，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：该打！该打！”“这一喊哪，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！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。不错，我恨恶霸与坏人；可是，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，我怎肯狂呼‘打！打！’呢？人民的愤怒，激动了我，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。他们的仇恨，也是我的仇恨；我不能、也不该‘袖手旁观’。群众的力量、义愤，感染了我，教我不再文雅，羞涩。说真的，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？恨仇敌，爱国家，才是有价值的、崇高的感情！书生的本色变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！”“一个人的责任，在今天，是要对得起社会；社会的敌人也就是自己的敌人，敌人都该消灭。这使我的心与眼都光亮起来。跪着的那几个是敌人，坐着的这几万人是‘我们’，像刀切的那么分明。”“黑是黑，白是白，没有第二句话。这么一来，我心里清楚了，也坚定了；我心中有了劲！”“这告诉了我，和跟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：坚强起来，把温情与文雅丢开，丢得远远的；伸出拳头，瞪起眼睛，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，面对着恶霸，斗争恶霸！”

最后，老舍写道：“这样，我上了一课，惊心动魄的一课。我学到了许多有益处的事。这些事教我变成另一个人。我不能再舍不得那些旧有的习惯、感情，和对人对事的看法。我要割弃它们像恶霸必须被消灭那样！我要以社会的整体权衡个人的利害与爱憎，我要分清黑白，而不在灰影儿里找道理。真的，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，我愿在这个学校里作个肯用心学习的学生。”

一场控诉恶霸的大会，犹如一座大学，把老舍变成了学生，决心“割弃”旧有的感情，“要以社会的整体权衡个人的利害与爱憎”。

而且，面对被批斗者，要“把温情与文雅丢开，丢得远远的；伸出拳头，瞪起眼睛”，狂呼喊打！

又过了15年，其间经历了批胡适、批胡风、批丁陈、批武训、思想改造、肃反、反右，接受了反复强化的阶级斗争教育，然后在1966年夏季，火山喷发一样，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文化革命。

大字报率先吹响号角，从文艺界拉开缺口。此时的社会环境，与51年老舍参加过的斗争恶霸大会相比，其规模、气势、烈度，完全不是一个量级。

进入8月下旬，火药味越来越浓，此前已经有校长被毒打至死，现在红卫兵更是从校园“杀向街头、冲向社会”。老舍是全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北京市文联主席、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、《北京文艺》主编……如此众多头衔，一下就成了“黑线人物”、“牛鬼蛇神”。

8月23日中午，老舍与北京市文联一群已被打成“牛鬼蛇神”的作家、艺术家一起被挂上黑牌，押上汽车，拉到孔庙，接受北京八中红卫兵批斗。上车慢的，红卫兵就用皮带抽打。来到会场后，面对这批“反党、反社会主义、反毛泽东思想”的“牛鬼蛇神”，红卫兵群情激愤，怒不可遏，毫不手软，完全不需要情感转换，就动手暴打这群阶级敌人。67岁的老舍头被打破，鲜血直淌。边打边斗了一下午，才把老舍等人押回了文联大院。还未稍稍喘息，又被聚集在文联大院里的一伙红卫兵看见，勒令老舍跪在花坛的桌子上接受批斗。这时，有人揭发老舍把《骆驼祥子》的版税卖给了美国人，不要人民币要美金。这在极左年代，美国、美金就是罪大恶极的罪名，红卫兵顿时怒火中烧，对老舍又是一次毒打（傅光明：《口述历史之下的老舍之死》。

不堪如此一辱再辱的老舍，再加上别的因素，最终万念俱灰，在太平湖坐了一宿，在绝望中投水自杀。

不知老舍面对太平湖静坐的时候，脑海里想没想过15年前批斗恶霸的一幕。他当时的思维，和今天的红卫兵是不是一脉相承？他不是也说过么：面对敌人要“打，为什么不打呢？！”“该打！该打！”。“我不再文雅，羞涩。说真的，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？”；“社会的敌人，也就是自己的敌人，敌人都该消灭”。

所以说，老舍被打，或者说红卫兵打人，都太正常不过了，因为相同的社会舞台，只要谁一旦沦为演员，台下的群众都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揍他。

无独有偶。1951年深秋，北大文科师生组成的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第12团，负责江西吉安地区的土改工作。团长由当地县里人担任，北大党委统战部长程贤策担任副团长。

程贤策虽说只有二十多岁，但早在学生时期，他就已经参加了地下党。在他的提议下，19岁的乐黛云被派到一个拥有4000多人口的大村，担任土改工作组组长。乐黛云带领大家按照《土改手册》，划出了8个地主，但直接领导他们的副县长却认为划得不彻底，多次批评乐黛云思想太“右”，手太软，要求她重新发动群众。由于总感到乐黛云执行不力，副县长索性亲自上阵，突然带了几个民兵来到村里，宣布第二天开大会，将8个地主统统就地枪决。乐黛云争辩说，政策规定只有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才判死刑，但这位副县长坚持说不这样做群众就发动不起来，并告诫乐黛云要站稳阶级立场。

几十年后，乐黛云在回忆中说：“第二天大会上，我亲眼看见好几个妇女在悄悄流泪，连‘苦大仇深’的妇女主任也凑在我的耳边说：‘那个人不该死！’她说的是在上海做了一辈子裁缝的一个老头，他孤寡一人，省吃俭用，攒一点钱就在家乡置地，攒到1949年这一生死界限（土改以这一年占有的土地为标准划阶级），刚好比‘小土地出租者’所能拥有的土地多了十余亩！这个裁缝并无劣迹，还常为家乡做些善事，正派老百姓都为他说情，但我们只能‘按照规章办事’！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看见枪杀，看见‘陈尸三日’。我不断用‘阶级斗争是残酷的’这类教导来鼓舞自己，但总难抑制心里说不清道不明的悲哀。”

不久工作团召开全团庆功会，乐黛云找到程贤策，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疑虑和痛苦。

程贤策开导乐黛云说：对人对事，不能仅凭道德标准。土改的依据是‘剥削量’，‘剥削量’够数，我们就有义务为被剥削者讨还血债。至于量多一点或少一点，那只是偶然，不可能改变事情的实质。有剥削，就有惩罚，这是必然，认识到这一点，你就不会有任何歉疚而心安理得了。然后，程贤策又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，对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做了彻底批判。

经过程贤策一番开导，乐黛云豁然开朗，心服口服，一下子就想通了。不但丢掉了压迫她多日的精神包袱，还在庆功总结会上，大谈自己的亲身体验和思想转变，作了批判人道主义、人性论的典型发言。

也是天道轮回。1966年6月中旬，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批斗会上，时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的程贤策也被红卫兵押上了主席台。他的前身后背都糊满了大字报，大字报上画满红叉，被勒令站在一条很窄的高凳上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。他苍白的脸上，不知是汗珠还是泪水，一滴滴流淌而下。他的罪名是走资派、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、文艺黑线急先锋、招降纳叛的黑手、结党营私的叛徒。最吓人的罪名说他是“深藏党内的历史反革命”、“国民党青年军打入共产党内的特务”！

在一阵激烈的口号声中，程贤策被押下批斗台，一顶与他身高等同的纸糊高帽扣在了他的头上，他被泼上墨水，墨水掺和汗水流了他一脸！怒不可遏的革命群众意犹未尽，又推推搡搡地押着他游街示众。

两个月后，批斗升级，程贤策被抄家，且多次遭到毒打。有一次衣服打烂嵌进肉里，无法分离，回家后用温水软化血痂，才把衣服脱了下来。

饱经折磨的程贤策，终于无法承受，在9月2日带着一瓶烈酒和两瓶敌敌畏，走进了香山密林深处，以烈酒伴毒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他死后，整个校园的“大喇叭”都在尖声播送“大叛徒、大特务程贤策自绝于党，自绝于人民，罪该万死，死有余辜”的消息。对于死者，这个世界已经毫无一丝怜悯。

也许，程贤策对这一切应该自觉承受，因为早在15年前，他就开导过乐黛云，要用马克思的阶级学说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。如今报应不爽，落在他的身上，不亦宜乎？

我不信天道轮回，我只看到钱能通神，有钱才有权，有权就有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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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世报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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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猪🐷会有轮回不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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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道无私，不分好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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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帖辛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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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爱玲死后一个星期才被人发现，孤独得像她的文字；不像老舍，死后第二天就被捞上来了，热闹得像他一生的表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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绞肉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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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一个清醒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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剃人頭者，人亦剃其頭。

每个朝代兴衰都是收尾相连。

感谢分享，疯狂的社会